陈军长是1975年到11军工作的，当时正值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贯彻经中央批准的云南省委26号文件和军委关于军队要整顿的指示。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于消除“四人邦”在云南军内的影响，反对资产阶级派性，使工作恢复正常是很重要的。陈军长贯彻云南省委26号文件和军委指示时旗帜鲜明，立场坚定，他除了在大会上讲话表明态度外，还以一个老红军的亲身经历做了坚持党对军队领导，保持军队稳定的报告。这对军机关干部战士进一步认识我军光荣传统，保持部队稳定教育很大，具有积极的意义。军机关的各项工作比过去有了起色。可是没过几个月，全国就掀起“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浪潮，特别是在“天安门事件”以后，军机关极少数干部认为陈军长等首长贯彻省委26号文件和军委关于军队要整顿的指示是刮“右倾翻案风”，要求陈军长等首长转变立场，承认错误。在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下，是否能够顶住压力，不做违心的表态，是对一个领导者政治素质好不好的检验。陈军长等首长虽身处逆境，但不放弃原则，不看风使舵，拒不承认自己有所谓“右倾翻案”的错误，保持了我军一个高级干部政治立场坚定的凛然正气。这在当时是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的。在“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年代里，一些单位难免受到影响，个别团队的教育训练不能正常进行，军首长常常到这些单位进行整顿，使其恢复正常。陈军长往往是到问题较重的单位解决问题。他曾亲自带工作组到管理一度松懈、纪律一度松弛的某师炮团整顿，一蹲就是好长时间，调整了该团领导班子，加强了管理教育，严格了组织纪律，团队出现了新气象，直到问题解决才离开。后来，该炮兵团在以后的几次作战中表现突出，充分发挥了“战争之神”的威力，这些后来的成果不能说与这次整顿没有关系。在解决某步兵团少数领导人抗拒军委有关将该团整编为炮兵团命令的过程中，他和其他首长顶住压力，态度坚决，多方教育，疏堵得当，保护绝大多数，只对个别人作了处理，保证整编工作最终完成。

陈军长在作战中指挥有方，用兵灵活，稳扎稳打，英勇顽强，给我的印象极为深刻。在1979年2月进行的自卫还击作战中，他所率领的军指挥所位置一直很靠前。2月17日下午，我军拿下敌军的巴楠棍阵地后，当天晚上，军指挥所就前出到距巴楠棍仅有2公里的那发。在向纵深发展的过程中，陈军长曾不顾危险，带上一两个参谋和警卫班深入到前面，以便准确了解情况，做到心中有数，取得正确指挥的主动权。军指挥所最靠前时曾设在敌军要点巴沙山口附近。在战斗打响的最初几个小时，由我军指挥的一个边防连队突破敌前沿据点时伤亡较大，进攻一度受措，这时，陈军长果断地将这个连队换下来休整，由31师派部队接替进攻，很快拿下了敌人据点，完成了当天的预定作战计划。在山岳丛林地带作战，如何保持道路通畅至关重要。离开公路，重武器无法运送到预定位置，后勤保障将受到限制，大兵团作战会受到影响。部队在金平集结时，曾经发生过严重的堵车现象，情况反映到陈军长那里引起了高度重视，决定抽调人员临时组建一个在战区有权威的交通指挥连，负责从后指到前指的交通指挥，凡是有车辆经过的道路，都由这个连指挥。据说在整个边境自卫还击作战中，成立交通指挥连保障道路畅通的做法是一个富有创造性的措施，受到了总部有关部门的肯定。我在这次作战过程中随部队运动，曾到过封土县城执行任务，沿途没有看到交通被堵的情况。在这次作战中，给我印象较深的是部队撤回国内休整之初，陈军长在个旧向军机关干部所作的作战总结。他没有按事先准备好的讲稿念，而是完全凭自己的记忆讲了40分钟，他所做的作战总结条理清楚，层次分明，语言简练，重点突出，显现了他指挥金平方向作战的思想脉络。他已经把整个战斗过程深深地镌刻在自己的脑子里。听了他所作的作战总结，我们对金平方向的作战全局有了更深的了解。从他所作的报告中，我体会到他指挥这次作战付出了何等心血。只有对作战深思熟虑，了如指掌，全局在胸，才有可能作出这样简明扼要的作战总结。

 

11军存在时间只有16年，却哺育了一批在全国全军有影响的指挥员和英雄模范人物，如廖锡龙、何其宗这样的高层指挥员，模范教导员邓如良、优秀指导员和自兴以及陶绍文、安中文、张进诚、蒋金柱等英雄人物。他们是11军众多人才中的代表。实际上，每一个干部战士的成长，都凝聚着各级党委、首长的心血。其中，陈军长在耐心育人、慧眼识人、敢于用人方面是做得突出的。陈军长等首长的用人之道主要是平时严格要求，有了机会就大胆使用。如79年自卫还击作战时，就让一些30多岁的年轻同志到团里任部门或副职领导，这些同志年轻力壮，下基层，到前沿，不怕艰难，不畏危险，大都表现很好，战后，多数被提拔到团的主要领导岗位，有的被提拔到师的岗位。后来，11军的干部在昆明军区范围内提拔较多，输送到不少单位，一时被传为佳话，这与陈军长他们这届班子在育人用人上打下良好的基础是分不开的。陈军长在识别推荐干部时，主要是从总体上看干部是否具有德才，而不是拘于细小缺点，也不过多强调家庭出身，对有的干部则是用其所长。按这样的理念用干部，用人的路子就会越走越宽，人才就会不断涌现出来。这与使用干部上的唯成分论，求全责备的做法完全不同。经他推荐使用的干部，都能较好的完成本职任务。

陈军长作战时是一员威猛的虎将。在平时则是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辈。他不摆架子，不乱发脾气，不以权势压人，幽默，随意，平和，非常容易相处。他批评个别自以为是的人时说，“这些人勾子里夹扫把——自以为伟大”；批评个别连队猪养得不好时形容这些连队的猪“脊背比刀快，屁股比锥子快，爬倒比站起来快”。他刚到11军工作，一个人走到军机关阅览室，想进去看看，可是没到开放时间，管理的同志不知道他是新来的军长，告诉他不到时间不开放，他听后就自觉地离开了。他的党组织关系在军司令部机关，只要他在家都会自觉地参加组织生活。记得有一次司令部机关开党员大会，部党委书记刘展参谋长让我这个协理员主持讲话，我在大会开始时请陈军长等首长上主席台就座遭到了拒绝，首长们都说自己是普通党员，不应在台上座，这样就只有我一个年轻人在台上主持。面对台下众多的老首长，我学到了不论职位多高，在党内都是平等的好传统。记得1976年的下半年，我爱人带着孩子到大理看望我，探亲结束时，刚好陈军长要到军区开会，便搭上陈军长的车回昆明。路上我爱人晕车，陈军长就把她抱着的孩子接过去带，以减轻她的痛苦，一路上都给予关照，到昆明后还让驾驶员把我爱人送回家。我爱人后来对我讲起这件事时由衷地感到，陈军长是位非常平易近人的首长。1979年3月中旬的一天，我随军机关一起从越南撤回国内。作战一个月，没有条件洗澡换衣服，身上又脏又臭，心想回到驻地的第一件事就是好好打扫一下个人卫生。谁知，还没进到金平县城就接到通知，军长要到烈士陵园看望牺牲的战友，随首长撤回国的同志也要一同前往。烈士陵园在金平县城南面，汽车可以开到山上的墓地旁。可是，我们并没有乘车而上，而是在山前就下车，跟随军长一步一步地往上爬。我看到军长的表情凝重，步子沉稳，一言未发。军长带我们肃立在牺牲的战友墓前，向为国捐躯的战友敬献花圈，默哀、鞠躬。我能感到军长的心情多么难过。虽然战争是残酷的，牺牲在所难免，但毕竟是自己的兵啊！军长的心是和全军干部战士的心连在一起的，他为自己的干部战士骄傲，他的心中永远有自己的干部战士。是啊，首长心中有干战，同甘共苦心相连。这样的军队什么样的困难不能克服，什么样的任务不能完成，什么样的敌人不能打败。我想11军在不长的时间里，能创造出抢眼的辉煌，这也许是一个原因吧。

 

陈家贵军长简介

陈家贵，陕西汉中人。1919年出生在陕西汉中，1934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参加长征。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历任八路军一二九师连长、晋冀鲁豫军区营长、中原野战军副团长、第二野战军团长。参加了百团大战和淮海、渡江、广西等战役。1953年后，任副师长。1960年毕业于军事学院。

1949年后，历任13军39师副师长、37师师长、云南省军区副参谋长、11军军长、昆明军区副司令员兼云南省军区司令员。

是中共十一大、十二大代表。

作者刘智浚简介

  刘智浚，云南大学毕业。历任11军高炮团排长，军司令部协理员，95团主任、政委，昆明军区干部部副部长，32师政治部主任，守备2师政治部主任，临沧军分区政委，玉溪军分区政委。曾参加援老抗美警卫作战、南疆自卫还击作战和老山防御作战。大校军衔。

（此文由“和平树下”选文）